——读张林先所著《公司管理的哲学》

李约瑟研究中国史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在中国文明如此发达的明清之际，缘何科技如此落伍，导致中国百年屈辱史。杨振宁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局域之见来解释。此论一出，学术界一片哗然。事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学术所关注之热点，亦为近百年来，国人热论之题。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改革牵引经济改革，掀起了新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笔者认为，1978年以来，最远可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细分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学习，第二阶段是管理学习，第三阶段是哲学或管理制度背后的思想学习。技术落后，于国人之刺激最为明显，出洋考察之大臣若见西方之坚船利炮、高楼电线，其间震撼，可想而知。然对外战争，屡屡失败，如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之北洋舰队，败于日本，国人反思乃管理制度之败，光绪三十一年，皇帝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大臣回国，启动梁启超做枪手，），向慈禧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比如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夫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在这个时期，尤为显得如此落伍。改革开放以来，亦是如此路径。

管理哲学之诞生是于管理学和哲学来讲，都是一次理论的重大飞跃。管理哲学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技术、管理价值、管理艺术的融合，在理论阶梯上实现了管理从“科学”到“哲学”的突变。管理哲学意味着对管理学的扬弃，同时是管理智慧的结晶。管理学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对于现代管理不可或缺，但由于它仅仅依靠管理科学是无法洞察管理内在的价值和精神实质，更无法消解管理过程中技术操作倚重对于人文精神的漠视。管理哲学对管理的认知和定位，体现了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与和谐，同时为管理学范式的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管理哲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人们对它的需求，有一个历史前提，那就是放弃了宏大历史主题叙事的基础之上，管理哲学并非号召民众都向曾文正公学习，更多的是向生活学习，特别是向经济生活学习，同时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之方式（形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从物化的管理转移到对知识载体“人”上，人本管理不仅仅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

张林先的这本《公司管理的哲学》，事实上已经开始思考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将公司作为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