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

2009“比较哲学方法论”研讨会召开

       7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2009“比较哲学方法论”研讨会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主席是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兼哲学院院长、现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教授。北京地区从事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的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第一辑发行仪式。冯俊教授回顾了中心成立的过程，该中心经中国人民大学批准，于2008年7月正式成立，为的是加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提升中国哲学学科的国际性。中心成立后，从事的第一项工作是将《国际中国哲学季刊》翻译集结出版，形成“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第一辑《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已正式出版发行。杨慧林副校长回顾了自己与人大哲学系的缘分，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长期以来的浓厚兴趣，表示将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心的发展。成中英教授回顾了美国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创办《国际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35年来的风雨和艰辛，为中国哲学的国际化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西方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从无到有，今天的美国哲学学会、欧洲的亚洲研究学会等都肯定中国哲学的重要性，也很重视中国哲学发展，甚至欧洲汉学系都非常的尊重中国哲学，体现了国际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视日渐增强。成教授希望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的学术中心，为中西方哲学的和谐交流与对话做出扎实的贡献。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专题报告，由成中英教授就《中西哲学研究方法》指出，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是方法学，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方法的意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跟西方不太一样，更重视整体，重视方法、本体与真理的整体意识，强调经验、体会和认识产生的整体世界观。这说明中国强调整体真实的认识，而没有独立于真实体验、真实经验之外的方法。方法一定要基于对本体的整体思考，是在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一定是在整体的思考当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独立于思维之外，方法论有一个目标，体现整体理性发展的系统。这个目标能统一人的实践，为人们带来幸福。中国方法意识最先体现在周易之中，中国哲学是有方法意识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谈了他对比较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他评论了国内讨论方法的现象，认为现在国内讲方法太多了，好象人人都在讲打井学，但是大家一口井都没有打出来，都讲创新论，但是一个创新都没有。他认为，方法不能和理论分开，方法是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从起点走到终点，走出一条路。方法论往往是一个预设，在你还没有走路之前就在教你路应该怎么走，这个路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一定要规规矩矩的走完这条路，这是前设性的，反思性的。方法在比较哲学领域方法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比较哲学到现在为止是很不成熟的学科。赵敦华教授认为，可以从中西文化中相同文化元素中找寻其“同源分流”过程背后所隐含的线索。赵教授从语言、文化、人类学等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引发了很多学者的评论。

        冯俊教授主讲《法国哲学研究方法》，他指出，法国蒙台涅思想包括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因素，在十七世纪笛卡儿确定理性主义原则，同时帕斯卡尔提出非理性主义原则。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十九世纪3B传统对理性主义进行反对。到二十世纪尽管有科学理性主义，在六十年代也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但是到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又重新占了上风。整个法国哲学可说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种方法的交错轮流交替，之后又融合在一起不可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构成非常特殊和复杂的关系。通过分析法国哲学几百年发展，我们看到法国哲学自身方法运用的交替，因而也可以看出法国哲学自身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在进行比较的时候，首先要研究清楚一个哲学或者说一个国别的哲学或者一个时代的哲学自身的一些特点，自身的一些方法，这样比较才可能有一定的依据。

       下午会议进入第三阶段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法”的研讨，与会的40余位学者都踊跃发言，积极讨论，从不同角度谈论自己对比较哲学的思考。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本身是两套思维方式，两个传统，所以有两套方法论。我们一百年出来的问题都是因为采用西方的话语结构而出了问题，他认为西方哲学是二元对立的方法，而中国哲学是一种互系性的方法。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哲学也是在建构中国哲学，迄今为止所有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以西释中的方法，不同的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有不同的适用之处，中国哲学价值是什么要靠西方哲学来挺立，所以我们要对殖民化有客观的认识，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要摆脱这种处境，我们应该把中国哲学作为活存在，让中国哲学从死的状态，一种对象的状态复活，也就是确立中国思想主体性。清华大学王晓朝教授认为，中西哲学比较是能比的，关键是怎么个比法。我们已经没有纯正的语言了，所以不能单纯从语言分析入手。如果用动态眼光看待中西文化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变化，然后看各自文化的现状，在各自文化的转化和更新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趋同，而不是差异。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认为，自古以来应该说就没有纯正的汉语，我们自古以来一直以某种不是纯的语言和话语方式来解释我们自己，比如宋儒融通佛教话语来言说群经、建构理学。我们不应当偏执于“中西之争”，以西释中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从语言发展来讲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谓“以西释中”在近代至少有两种很不同的方式，也就是汉学与西学结合、宋学与西学结合。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认为中国哲学本身就是一个杂学，东西方杂交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哲学将来能够做到像叔本华的哲学那样看不到痕迹地把东西方思想结合起来，这就是成功的。美国Xavier大学的白彤东教授比较了柏拉图和孔子关于民主问题的看法，认为这是中西哲学可以交流比较的例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霞教授认为，中西哲学比较不管用什么方法比较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很必要的。做中国哲学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不完全停留在知识层面、学术层面的比较上面，也可以学习西方哲学根本意识，带着问题去进行建构，这样出来的是很学术、有理论性的东西，就有一种普适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教授追问比较哲学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比较哲学更像是在两条平行线在比较，而跨文化哲学则更像是一座桥，我们从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到这边，需要更多的了解。但最后文化间哲学应该是相互推动的，相互合作，相互整合的。这三种哲学分别对应着diversity、interaction和integration，也就是分殊、互动和整合。他认为比较哲学一定是过度诠释的哲学，必然要深入到对方的腹地，误解难以避免。

        会议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诸位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常务副院长张志伟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往前发展该怎么做，实际上是摆在中国哲学界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今天究竟应该怎么走，实际上的确需要很多人真正重视和踏实地来做。中西哲学比较实际上是相互刺激起来的研究，这毕竟对于研究中国学术还是一种方式，或者从方法等方面能够借鉴和影响。他认为一方面要深入开展方法论研究，另一方面方法论的研究要跟个案结合，有一种方法论意识之后，在个案具体事物研究去做。这些年学者们开始打井了，但是没有打出好水来，所以人们研究打井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应该重视方法论的研究，研究打井学的目的是如何打出好井，或者打出水。副院长韩东辉教授认为比较哲学的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用一种僵化的西方哲学来看待中国哲学，还是用一种活生生的赋有生命力的哲学看待中国哲学。他认为研究哲学史的时候有两种理想形态，一种分析的哲学史观，一种是语境史观。以西释中的问题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实际上极大提高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龚群教授认为东西方哲学应当互相借鉴，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是有可期待的。国学院梁涛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学科本身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无法摆脱殖民化的宿命。现在我们没有产生出自己的哲学语言和理论框架，所以暂时做不到，但并不是说未来做不到。牛宏宝教授认为平行研究有一系列问题，所以一直做影响研究，主要做中西美学和中西艺术比较研究，关注中国和西方艺术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心主任助理温海明博士认为比较哲学当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有共通性的哲学问题意识，在研究中要尽量同情地了解双方，寻找一个共同对话和沟通的平台。通过比较哲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是要建构新的哲学思考方式，帮助中国哲学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在讨论阶段，四十多位与会学者气氛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大有意犹未尽之意。不少与会学者和学生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并期待中心举办更多的学术活动，促进中国哲学的国际化，推进中国的比较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