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哲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国哲学进一步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成立这一研究中心，是基于怎样的考虑？研究中心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

成中英：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我都一直关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35年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35年，一路走来，《国际中国哲学季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风雨，有艰辛，有欢笑，有悲痛，该季刊的创设与发行，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哲学的国际化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西方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从无到有，今天的美国哲学学会、欧洲的亚洲研究学会等都肯定中国哲学的重要性，也很重视中国哲学发展，甚至欧洲汉学系都非常的尊重中国哲学，体现了国际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视日渐增强。我希望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的学术中心，为中西方哲学的和谐交流与对话做出扎实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给中西方哲学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与媒介。在中西方哲学交流对话上，我们应该重视，并且应该自觉的意识到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好中西方哲学的交流与对话，在我看来，首先要知己知彼，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即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们能确定他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比较了解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估计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有些人，自认为对中国文化很了解，但是事实如何，虽然我这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我觉得，情况不会特别乐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在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把握上，与对中国哲学的把握上相比，差距可能就更大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把握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西方人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是以西方特有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为基础的，与中国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正视这种差别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为这种差别的存在感到高兴，因为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才能给哲学提供丰富多彩，哲学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得益于这种差别的存在。其次，在对待中西方哲学时，我觉得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很重要，包括理解、诠释、知识、规范、实践，如何发挥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潜力与影响力，应该把这样一个问题，放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把握，不要以某一时，某一地的情况而过早的下结论。

这哲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是方法学，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方法的意识，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有哪些自身的特色？

成中英：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是方法学，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方法的意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跟西方不太一样，更重视整体，重视方法、本体与真理的整体意识，强调经验、体会和认识产生的整体世界观。这说明中国强调整体真实的认识，而没有独立于真实体验、真实经验之外的方法。方法一定要基于对本体的整体思考，是在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一定是在整体的思考当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独立于思维之外，方法论有一个目标，体现整体理性发展的系统。这个目标能统一人的实践，为人们带来幸福。中国方法意识最先体现在周易之中，中国哲学是有方法意识的。

文化交流或沟通，可以有许多方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给“文化”、“交流”或“沟通”下定义。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所有的活动及其产品，即从经济、商业到科学技术，从宗教、哲学到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文化总是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的有机整体；这些部分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次和方面，并可以看作是人类知识、价值、努力、劳动等活动的积极表现和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种有机的文化对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涵义:即任何层次、任何领域的文化交流都可以引起其它层次、其它领域的交流。交流的范围越宽，层次越高，进行交流的各个文化的内部所起的变化就越大，这种变化迟早会导致文化内部的冲突和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如果成功地解决了冲突，那么就会在两种文化间产生和谐和融合，甚至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在中国方面，对于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有争论。简言之，自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和方法后，人们对他的方案提出了许多指责、修正和改良，有的甚至提出“全盘西化论”，即“取西方的体和用”。但这种方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种传统是否能够简单地放弃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而不使自己处于完全从属的状态。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或其它国家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西方的传统以至于能够自如地采用西方的体和用。第三个问题是，现代化或最高价值是否只能通过西化获得，或者说西化是否代表一种完美无缺的文化发展理想蓝图。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种态度既不可行，也无法令人接受。但是，张之洞的观点也有问题，主要是他把某种特定的中学指定为“体”，把某种特定的西学指定为“用”，却未指出如何使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个整体，以使人们能够从整体中区分体用而后分别运用之。这个问题在张之洞时代不可能在理解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文化动力学的基础上得到真正的解决。然而，遗憾的是，在张之洞以后的许多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或者说被阐述清楚。主要的困难是，讨论张的观点的学者根本不知道文化沟通和文化交流这一理论，也没有为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深入考查和提出理论框架，而只是简单地重复或者换一个说法，然后或接受、或放弃张的观点。

只有当我们确切地掌握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动力学和方法论，我们才能达到这种世界文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为此，我要强调建构框架和建立本文所提出的体用典范理论的重要性。我还要强调用这一框架和理论来分析和了解过去和现在东西方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情况，同时促进将来建立更好的东西方文化沟通和交流形式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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